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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們在基層寫作:踏進泥土,望向遠方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周茉  2018年01月26日09:00

回顧2017年文學創作,各文學門類依舊紛繁活躍。通過豐沛的題材與多元的視角,文學映照生活,擁抱時代。當小說在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激烈的矛盾中揭示時代與人性,報告文學以鴻篇巨制書寫社會發展的鏗鏘足音,詩歌在極致的形式中呼喚精神探尋,散文似乎總是因其平淡、沉緩的特質始終處于“難以被言說”的角落。

充滿社會鼓噪性的“大文化散文”熱早已降溫,全民參與博客散文寫作的高潮也逐漸退去,尤其在讀者越來越貪戀“故事”的語境中,散文創作似乎歸于平靜。但實際上,散文依舊暗涌波瀾,建立起了家國時代與個體微小生活之間結實的連接。

近年來,不少作家的散文作品備受關注,他們細致觀察并記錄生活,有對自然的切身感悟,對人文的深入體察,對自我的追問求索,對傳統風物的深情回眸……這些書寫地緣文化、描繪生命情態的散文作品,是中國故事最堅實的文學源地,也是新時代下鄉土情懷的現實回響。

寫作觀念回歸,心安處是吾鄉

評論家王兆勝認為,2017年散文有不少閃光點和亮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回歸生活常態”和“守住人生本真”。以此看來,許多作家正是因為心存對地方故土的熱忱,才能于生活中汲取文學養料,書寫最為真實而動人的生命之歌。

河南作家唐興順的散文集《山中人語聲》描繪了太行山區的鄉土風俗、人情世故和山水景觀。作品不僅呈現了當代中原地區人文生態的新動向,更賦予縣鄉眾多普通人物以文化意義和價值尊重,溫厚而詩意的寫實風格顯示出獨特的美學追求。

貴州作家陳丹玲的散文集《村莊旁邊的補白》以武陵山脈主峰梵凈山為地理坐標,通過尋訪印江的歷史人文、生活樣貌以及命運軌跡,將筆觸深入新時期的土家族、苗族,他們游離于堅守與放棄、出走與回歸間的復雜情感在作者筆下成為了一個地方時代悲喜的銘記。

同為壯族作家,羅南與黃少崇的散文集展開了民族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羅南的《穿過圩場》通過細致敏銳的筆觸,塑造了鮮活的人物形象,再現出具有濃郁壯鄉特色的山川景色、民族文化和鄉土人事,文字中纏繞著作者對故鄉的人們揮之不去的悲憫情結和溫暖記憶。黃少崇的《在母語中死去》被一致認為“具有民族性與思辨性”,作者描寫了在城鄉一體化步伐日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質化的背景下,關于壯族原生態的民情風俗的回憶,反映了民族物質生活與精神風貌的豐富內涵。

浙江作家賴賽飛生長于海邊,傾注于筆端的是與波濤共舞、伴潮汐漲退的自由海島生活。她的散文集《被浪花終日親吻》以海洋漁文化為主題,從文化形成的角度審視家鄉海洋漁文化的精神內涵,詮釋生態聯系和深層美學意義,是海洋文學創作的一次創新實踐。

這些作家在各自的文學沃土辛勤地耕耘著,作品沒有空洞的哲理,泛濫的抒情,而是專注于生活,專注于身邊瑣事。“散文創作目光向下,注重內在與深化,實際上代表著一種新趨向,即散文寫作觀念的回歸。”王兆勝說。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表示,每個地方都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傳統,有其自成一體的文脈。著眼于立足之地的扎實而踏實的寫作者能夠獲得精神上的自足性,這是古典傳統里十分值得珍視的成分,對作家來說也最難能可貴。吾土吾鄉是作家的心靈依托,是寫作的起點、情感的終點。

“小”人事中有“大”時代

“面對新時代新現實,越過事象透視時代精神,調用各種藝術手段講好中國故事,成為中國作家不約而同的追求,現實題材文學創作在強勢進取中成為文學主潮,中國故事的獨到講述成為主旋律”,評論家長白燁認為,一種新的創作主潮正在涌動。如何把現實轉化成一種文學品質,成為文學的內在力量,是新時代下深化文學創作的重要問題。

對于時代的書寫與記錄,主題鮮明、故事性強的報告文學似乎是最為直觀的呈現方式。相較而言,散文雖然體量不大,但凸顯的是個體在時代中鮮活而切實的感受。王兆勝指出,“小”是2017年散文寫作的另一關鍵詞。他說:“不以理念寫作,不好高騖遠,不作玄想奇思,而是緊緊貼近日常生活,貼近自然大地,關注那些在我們身邊的細小微末事物。” 而這樣的寫作是否會不夠開闊甚至流于平庸?王兆勝并不認同:“散文并不因取材的日常生活化,也不因選材之小而降低境界和品位。相反,卻能以小見大、知微見著、頗多心會。”

回族作家阿慧的紀實散文《大地的云朵》是其散文集《月光淋濕回家的路》其中一篇,作品真實地記錄了新疆拾棉工的生存實況,寫出了農民工在當下社會經濟格局中的艱難生活與美好追求。阿慧的散文視野開闊,對大量現實素材的攝取使她的作品在樸實中跳躍著時代的脈動。她說:“行走和體驗是創作的活水。我希望通過散文寫作,用真情觸摸民眾的根脈,用心靈感知草根的冷暖,用文字抵達靈魂的深處。”

好的散文甚至能夠成為理解中國的一個雖小但極具普遍性的樣本,陜西作家李育善的《驚蟄之后》就是這樣一本散文集。他對中國農村在當下社會轉型階段的真實狀況進行了判斷與思考。在工作中考察社會節奏及民風之變,既有值得關注的社會焦灼點,也有發展的預見性。菏澤籍作家耿立的《消失的鄉村》同樣具有大格局的散文氣韻,雖然寫的是地方鄉村,卻體現了整體的民族精神狀態。

江西作家冰耘的紀實散文集《我娘我心》歌頌母愛的偉大,反映了當下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呼喚與吶喊。江蘇作家韓麗晴通過鄉愁散文集《意思》,敘述了一種生活秩序、情感秩序。秩序里那種規律性的內在,隨著鄉村的消失遷移到當下人的生活中,得以重新建立并以新的方式延續。

對于貼近生活的現實主義散文創作,過于直接的真實是否會降低其文學性?面對這種擔憂,專注于散文研究的評論家王冰認為:“文學價值主要是文學的審美價值。散文同其他門類的寫作一樣,在寫真實的基礎上也需要對于真實事件進行藝術處理。”

事實上,散文是作家觀察和書寫時代限制較少、較靈活自由的文學表現形式,暫且不論文學性的指摘與作品優秀與否的評判,寫作中源于生活的點滴實則處處都是社會發展的縮影、思想動態的軌跡、時代變遷的印證。“忘卻才是真正的告別”,對散文寫作者來說,那些值得被記錄的是印在心上的人事情感,更是永不消逝的故土。散文寫作在日常生活里伴隨時代同生共長,平靜而充滿活力地走向更遠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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