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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試圖解答的問題只有一個 ——評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西格莉德·努涅斯作品《朋友》

來源:文匯報 | 孫璐  2019年04月02日08:45

寫作就是遠離世界的同時依然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作家這個職業并非人們認為的那么光鮮亮麗。即便是全世界最暢銷的小說家喬治·西默農都曾明確表示:“作家是一個不幸福的職業”。亨利·詹姆斯也曾描述“作家都是孤獨的”,菲利普·羅斯甚至直言:“寫作充滿了沮喪和羞辱”。

因此,成為作家需要秉持“為寫作而寫作”的信念。對于這一點,憑借《朋友》問鼎新一屆美國國家圖書獎的68歲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同樣深有感觸。在頒獎禮的聚光燈下,眼神躲閃、聲音顫抖的她盡管難掩喜悅:“很高興能夠在此刻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但她似乎更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我之所以成為作家,是因為寫作是我能夠躲在自己房間、獨自完成的事情”。

盡管是一部虛構作品,《朋友》仍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人們一時間甚至難以分辨這到底是小說還是努涅斯的日記。事實上,小說的主線并不復雜:一位女性敘述者沉浸在她的老師兼戀人突然自殺的悲傷中無法自拔,并迫不得已收養了他留下的一條狗,由此講述了她睹狗思人、進而與狗相依為命的感人經歷。然而,努涅斯呈現的卻遠遠不止“人鬼情未了”和美國版“忠犬八公”的故事,因為敘述者與自殺者都和努涅斯一樣,是職業作家和大學創意寫作課的教師,于是整部小說不僅彌漫著愛情的纏綿和友情的真摯、死亡的憂郁和失去的感傷,更充滿了敘述者/努涅斯對寫作和作家這個職業的洞悉。

努涅斯出生在紐約的貧民生活區,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巴拿馬華人,一家人全憑父親周一到周五在醫院后廚幫工、周末在中餐館打零工的收入拮據度日。受曾是老師的母親的影響,努涅斯從小就將閱讀和寫作視作慰藉心靈和逃離俗世的通道。畢業于巴納德學院英文專業、并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藝術碩士學位之后,努涅斯成了《紐約書評》的編輯助理,結識了蘇桑·桑塔格并和她兒子交往過一段時間,這使努涅斯近距離了解到職業作家的真實生活狀態。她將桑塔格視為自己職業寫作生涯的精神導師,但又清楚地知道像桑塔格那樣的名人所擁有的名氣、博得的青睞、以及隨之承擔的責任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標,“我知道自己的,就算我想要,我也肯定應付不來那些,我渴望寧靜”,努涅斯坦言。除了在波士頓大學等高校和一些作家創作班教課,努涅斯的確成了一個“隱居”于寫作的寧靜作家,沒有步入婚姻也沒有孩子,沒有社交網絡賬號,甚至與文學圈子本身也有意保持距離,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能給予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局外人的意識”。

如果說現實中的努涅斯選擇做一個文壇隱士,那么在小說的虛構空間,努涅斯賦予了敘述者游走文壇內外的自由,時而顯現訴諸討伐的冷峻,時而流露為之獻身的熱忱。《朋友》開篇不久是敘述者對那位自殺作家的追悼會的描述,這個本應悲傷而凝重的場合卻成了前來悼念的一幫同行社交、八卦和打探獲獎小道消息的聚會,聽到他們對亡者的戲謔,敘述者不由感慨:“如果真的像我們常聽到的,閱讀能夠提升人的同理心,那么看來寫作又會消磨掉這種能力”。在敘述者看來,當下的文學圈子已被爭名逐利攪得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甚至惡意中傷的現象早已是見怪不怪。到了小說中段,敘述者又進一步澄清,絕非只有自己認識到了“寫作之惡”,事實上,這種自我懷疑、自我羞愧、甚至自我厭惡是作家慣常的習性,比如法國作家亨利·德·蒙泰郎曾稱“所有作家都是惡魔”,美國作家喬恩·迪迪安曾指出“作家通常出賣別人。寫作是一種具有進攻性的、甚至充滿敵意的行為……是一種實施隱秘暴力的策略。”然而,悖論的是,正如一切真正的熱愛都在于明知所愛之物的不完美,卻依然無法遏制對它的投入,包括敘述者在內的作家們不留情面的自我拆穿和自我鞭笞無不表露出他們視寫作為生命的熱愛,就像小說中那位自殺作家生前自述的那樣:“每當我厭惡自己寫的東西并決定放棄,沒過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又無法克制地回到它那兒”。

“但凡他們認為世上除了成為作家,還有其它可以從事的職業,無論是什么,他們都應該打消投身寫作的念頭”,這是小說反復出現的一句箴言。努涅斯本人在采訪中曾多次談到,在她接觸的作家創作班的學員中,有太多人將寫作誤讀為一個博取名利的途徑。但事實上,正如愛爾蘭作家艾德娜·奧布萊恩所言的“作家是一種天命,如同修女和牧師一樣”,努涅斯同樣篤信寫作是類似于宗教神職的職業,需要心無雜念的虔誠和自我犧牲式的投入。當然,這種虔誠與投入有時帶來的是獻祭般的毀滅,就像小說敘述者的揣測,朋友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源于他對寫作本身的絕望。

因此,努涅斯堅持“遠離世界的同時依然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從而真切體會寫作產生的奇跡般的效果。對寫作的虔誠與投入并不意味著與世隔絕、更不代表不食人間煙火,小說中,敘述者試圖通過寫下與自殺友人的回憶紓解悲傷,但真正帶領她走出傷痛、走回生活卻是那條“忠犬”。借用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對“愛”的定義,她曾如此描述她和它的關系:“我們又何嘗不是兩個孤獨的靈魂,相互保護、陪伴、撫慰著彼此”。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愛”讓她重新活了過來,并再次回到現實世界,和它聊天、帶它散步、甚至與它分享自己的作品。直到最后,面對即將到達生命終點的大丹狗,面對又一場生離死別,她依然可以平靜地享受世界的饋贈,她看到了玫瑰的怒放,看到了年輕男子和他生龍活虎的德國獵犬在海灘嬉戲,她艷羨生命的鼎盛,卻不再詰問上蒼為何對她如此殘忍。“正是我們懷念的、我們失去的、我們哀悼的鑄就了我們內心深處真正的自我”,她選擇接納生命不可避免的衰敗與消逝,與生活的跌宕和解甚至握手言歡。

在小說最開始的引言,有一句美國作家尼克森·貝克的話:“任何小說試圖解答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顯然,對同是作家的小說敘述者而言,將失去的珍愛之物寫成故事,是銘記也是封藏,是為了讓思念代替悲傷,讓釋懷代替抗拒,更讓生者了悟到生死由命的莫測。對努涅斯而言,寫作是一個人遠離世俗名利的修行,也因此賦予了作家遁形的能力,使其沉醉于文字世界的同時,也不曾消減對煙火人間的脈脈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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