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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少數民族詩歌 在數字化傳播環境里的嬗變

來源:文藝報 | 趙衛峰  2019年04月03日08:49

新世紀以來,隨著數字化環境的逐漸成熟,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在寬敞的傳播時空里自在而激情地涌現,詩歌的創作、交流、傳播的內涵與形式也逐步嬗變。各民族詩歌應時而茁壯成長,創作的多樣化發展和民族性追求不斷進步。在這動態的進程中,積極因素與負面作用共存,多民族詩歌文化生態平添新的變化與構建可能。

少數民族詩歌變得更具多樣性

數字化傳播環境對于中國文學及詩歌的共性作用有目共睹,就少數民族詩歌進程而言,跨地區的互動進一步改變了地理制約,各區域、民族間詩歌文化的交流、互動、促進的可能性也日益加強。近20年來,各民族詩人不斷躋身文學與詩歌的傳統媒體,也活躍于大量詩歌網站、網刊、QQ、博客、微博等陣地。2011年后迅速升溫的“微信”及其延伸出來的“公眾號”等平臺里,亦涌現著少數民族詩人的身影。

數字化傳播環境促進詩歌能夠及時而廣泛地傳播,對文學閱讀與評判的相對閉塞和單調局面有明顯打破,這也意味著詩歌創作能夠便捷地進入共享的傳播視域,同時詩人、文本、觀念等一旦現身,便都歸入到一個更廣泛的識別、評判與比較空間。而有了比較,就有可能帶來自省和進步,就會在翻新中帶來更新的希望和生機。當一茬茬起點高、善感多思、風格多樣的少數民族詩歌寫作者不斷涌現,是對既有“民族文學”概念或印象的充實和更新。因此,對少數民族詩歌文化及詩人而言,“數字化”事實上也建構了一個新的“精神環境”,這無疑有助于少數民族詩歌的提檔次、上臺階,有助于對漢語詩歌、外國優秀詩歌文化的科學參照和辯證吸取。

在傳統媒體時代,鄉土環境和民族文化記憶是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基本精神資源,而且常是文本主線或“中心思想”。在新世紀以來的數字化傳播環境里,年輕一代的寫作已非民族和地方文化的單純線性呈現,而趨于詩歌本體建設和地域性、個人性的兼容表達。這種與時俱進的變化,與數字化傳播環境有很大程度的關連或互為因果,尤其是年輕一代詩人大多與互聯網同步成長,他們對于多種思想文化信息的吸取與消化自然而然、觸類旁通,其寫作自然能積極應對時政環境、生存空間、生活方式、網絡傳播等諸種變化。從嘎代才讓、羌人六、魯娟、何永飛、馮娜、向迅等眾多少數民族青年詩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他們既堅守地方性和民族性,又不乏現代的觀念和意識。

特別是“90后”詩人,他們更為自在、主動,他們的文本仿佛是將碎片般的時光印象剪裁組合成藝術化的語言蠟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維地揉和或傳統或現代的創作元素。也就是說,時代變遷、身心位移、觀念變化,并沒有帶來創作的斷裂或脫節,數字化傳播環境之益處也正在于此:它并非拋棄了傳統,而是在其基礎之上的創新,它也沒有擴大各類文化的差異,而是在其基礎之上重新進行融合。

少數民族詩歌民族性的新變

從表面上看,數字化傳播環境會帶來少數民族詩歌民族性淡化、鄉土性的疏遠等變化,但是,“民族性”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其傳承與堅守本身就與變化互補,就有諸多表現形式,就詩歌而言,更應將之視為一種內在的精神密碼。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通常需要鮮活流動,凡是先進的可以拿來的都可吸收,同時發揚自我的優點,堅持和更新本土文化的特色與優良傳統,二者可以相互補充。

雖然數字化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抹平諸多往昔的民族文化與文學的“差異性”,但卻又可能在打破凝固與孤島化的同時,造就和更新著“民族性”。如今,種種外部環境變化、物質條件更新對于所有的詩人、所有的寫作都是共享的,對于少數民族文學與詩歌及“民族性”內涵,數字化環境及其作用力則更具“推陳出新”的意味。2000年以來,5屆魯迅文學獎里共有2位少數民族詩人獲詩歌獎,約有20余位、10余個民族的詩人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獎項當然只是一種參照,但從中可以略見少數民族詩歌之群體的聯袂呈現與個體的脫穎而出的景象,亦可觀老中青多代寫作者的并進。而在網絡傳播時空中,我們亦能欣慰地看到,各民族詩歌創作個體在歷史與現時的融洽中,在對民族文化的多彩枝葉和民族精神別開生面的新一輪整合中,努力于藝術表達和審美觀念的更新,“民族性”在錯綜復雜又錯落有致的多聲部共鳴里遞進式呈現,這種從容、多樣化的可喜勢頭已然清晰。

除了中國古典傳統、西方詩歌傳統,對于諸多少數民族詩人以及棲居于少數民族地區的詩人而言,還擁有包括本民族文化積淀、地方文化資源在內的“少數民族詩歌傳統”,這一傳統當然是層積的積極的整合的結果,并非一成不變。在數字化環境里,我們已能看到,少數民族青年詩人正在變道而行,他們不在意“民族性”的表層復述,以及對外在風情風俗風物的簡單描寫,關于“民族性”的表達漸呈“復合”狀態。

數字化傳播環境加速了各民族詩歌的“復合”轉化。這種轉化首先發生在“內部”。在各民族棲居的環境里,各民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雖然有異,但在相似的生存生活環境以及歷史背景中,會出現基于“地理共同體”而成型的“文化共同體”,在寫作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關系。比如江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一個個融自然山水、歷史人文為一體的“文化區間”,成為了詩歌創作的巨大背景。

“少數民族詩歌傳統”并非只限定或落實于“少數民族詩人”本身,“民族性”可存在于各群體、個體,也可呈現于面積不一的地理板塊,以及非少數民族的寫作表達里,如沈葦、于堅、海男等就有對于沙海新疆、七彩云南等地各民族文化的詩意描繪。再比如,貴州是多民族山地文化共生區,共同的史地背景、共有的精神家園、共享的區域文化資源,使貴州的作家和詩人,無論是否是少數民族,在創作中均帶有邊緣“身份”或“少數民族”意識,也讓他們的詩與思不同程度地映現出“地理共同體”基礎上的“貴州意味”,如鄉土抒情、民族文化意味、山地情結等。

在數字化傳播環境里,關于民族性的思考,不可能僅僅局限于一隅之內,而是要放在整體的文化語境之中。事實上,在數字化傳播環境里,各民族詩歌的“民族性”其實又進入到了更大層面的“復合”,即以文學性為外在表征的,融地方性、民族性、個人性建構為一體的交融。例如,廣西的林白、許雪萍、黃芳、陸輝艷、羽微微等各民族女性詩人,她們的寫作常以“個人性”呈現為主軸,并不特別指向“地方性”或“民族性”表征,卻又較好地將時代文化、民族文化、地理文化資源進行對接滲透。

總之,“民族性”的適度調整,是時代環境變化的正常反映,是詩歌文體本身進步的必須,也有傳播環境的客觀原因。數字化傳播環境帶來了“多元、開放、共享”的文化氛圍,促進了民族性表達的更新激活。

少數民族詩歌的“個人性”進一步凸現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生活變動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青年詩人異地求學、生活、工作、創業,與前人的耽于原地、祖輩的圈子化人生有所不同,他們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體悟與對現實文化環境的解讀,自然有所變化,也更具現時性與時代感。換言之,與數字化傳播環境共同成長的年輕一代少數民族詩人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接收、認識、整合與融匯,仍有著與生俱在的優勢與獨特性,在對外部世界的多維審視中,他們亦擁有對本土經驗再辨識與重塑的自覺,這使他們的創作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基礎上,為“個人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一個地區、一個群體的詩歌創作面貌,終歸要落實到個體的努力實踐與創新成效上來。其實,當我們談及少數民族詩歌的發展,也是希望詩人能夠在共性條件、共享資源之背景下,在融入現代文化的同時也保持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內質,在詩歌中維護著民族文化的純潔與尊嚴。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他們的“個人性”實踐,本身就具備了特別價值和參照意義,對“民族文學”概念更是一種積極的豐富和充實。

提倡“個人性”,這似乎是一個老話題,卻也常說常新。一個詩人的成長記憶、民族身份、鄉土痕跡、文化情結等類似“胎記”,無論是漢族或少數民族的詩歌表達,最后的基點必然是作者本人——他對觀念、信息的處理,對本土、對文學、對詩歌文化生態的高度認識與融會貫通,以及在“想象的共同體”基礎上對“差異性”的把握。這最終會體現在詩歌的個性上。

就近幾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之詩歌獎作品以及一些成績斐然的少數民族詩人的寫作來看,他們可以在當代物質環境與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環境中自如游走,亦能從容地將少數民族文化、漢文化和外國優秀文化傳統融合為創新型營養。同時我們還看到,優秀的少數民族詩人個體,通常也是問題的主動解決者,通常都會“跨欄”式創新,并會對某些來自“他者”的固態的閱讀期待、對“少數民族詩歌”的模式印象有所改變甚至是顛覆,譬如沈葦、大解、娜夜、何小竹等詩人,他們的詩藝探索,實質上超越了“少數民族詩歌”的范疇。

優秀的寫作個體通常具有與眾不同的視野與胸懷,這意味著他們具有強大的自我改造和自覺革新的能力。他們對地方與民族文化饋贈的回望與持續審視,也是一種深度的自我思索和追認,這種融“個人、地方、民族、時代”為一體的辯證寫作,要妥善整合多元多樣文化,揭示歷史與當下生活的藝術真相,捕捉其本質、變化與復雜性。

總之,傳播環境的變化并不能完全決定詩人與詩歌的生命力。無論傳播如何變化,在堅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精神的同時,寫作個體的完善始終是關鍵。在不斷與傳統對話、與歷史對應、與現時對接的同時,相信更多的少數民族詩人會在創作實踐中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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