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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曾祺先生,又見到您了!

來源:文匯報 | 汪家明  2019年04月06日08:33

讀大學時,有位老師教導說:不要研究別人,要讓別人研究你。意思是說,不要弄評論,而要搞創作。對此我心悅誠服。但畢業須有一篇論文,最初我想寫托爾斯泰,卻在浩如煙海的資料面前知難而退,轉而決定寫《汪曾祺論》。

因為我極愛汪曾祺的小說。1980年年底,在《北京文藝》讀到一篇名為《受戒》的小說,作者是從未聽說過的“汪曾祺”(只是從小說末尾的“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猜想是一位上年紀的人)。這篇小說令我非常激動,我逢人便說:“讀了《受戒》沒有?一篇杰作!”我還斷言:一百年后出這個時代的短篇小說選,肯定不會漏掉這篇……除了喜歡,還有取巧的想法:他的作品不多,有關他的評論也不過七八篇,做論文時,看資料這條就省心多了。資料少,也是困難,只好冒昧給汪曾祺寫信,冒昧請《北京文藝》轉交。

作為一名四年級大學生,我在信中說了一些大話:

“您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我認為中國批評界對您注意很不夠。”

“您的作品……將是一個文學流派的開山。也就是說,您的作品以其獨特的藝術性必將在當代文學中占有可靠的地位并產生巨大影響。”“您這一派和其他派最大的區別在于:跳出政治概念化的圈子,徹底返回生活,從生活這一角度又重新反映了政治和時代。”

“您的作品不僅是時代的,而且是人性的。”

“我認為,現有的評論您的作品的文章大都用靜止的眼光就作品論作品的方式來評論,故不能令人滿意。我想用辯證的、發展的眼光,把您同過去和當代作品做以比較,指出其地位和前景——順便說一句,中國的評論界多年來存在這一缺陷,故該肯定的不敢肯定,該否定的未能否定,眼光顯得短淺。”

不久,居然得到了汪曾祺的親筆回信:

“你對我的作品推崇過甚,愧不敢當。不過你所用的方法——從歷史的角度評價一個作者,我是贊成的。只有從現代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的角度來衡量,才能測出一個作家的分量,否則評論文章就是一桿無星稱,一個沒有砝碼的天平。一般評論家不是不知道這種方法,但是他們缺乏膽識。他們不敢對活人進行論斷,甚至對死人也不敢直言。只有等某個領導人說了一句什么話,他們才找到保險系數最大的口徑,在此口徑中‘做文章’。所以現在的評論大都缺乏科學性和鮮明性,淡而無味,像一瓶跑了氣的啤酒……”

“你的論文,我提不出建議,只是希望寫得客觀一些,準確一些,而且要留有余地(如擬發表,尤其不能說得過頭)。”

“預祝你寫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才華的論文!”

“你也姓汪,這很好。我大概還有一點宗族觀念。不過,你的論文如發表,會讓人以為同姓人捧場,則殊為不利也!一笑。”

信中還說,他有一本小說集快出來了,到時寄給我,以便我寫論文時參考。

信寫在“北京文藝稿紙”上,鋼筆字,字體老辣流暢,一絲不茍而又風流倜儻;內容熱情誠懇,又有些矜持。

我的論文用了四個月時間方做完。寄去,他無異議;交上,老師滿意。學校將其編入 《優秀畢業論文選》,《當代作家評論》雜志留下準備發表。他的贈書是在我們即將畢業離校之際才收到的,這就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前襯頁上有汪先生的毛筆字:“贈汪家明同志,曾祺,八二年七月”。

從此這本書成為我的枕邊書,偶爾翻檢,總有所得。我漸認識到,在這寥寥數篇小文后面,是他一生的曲折閱歷,其情重千金。以他的詩人氣質和敏銳洞察力,是能把秋天的每一片樹葉寫成長詩的,而他只寫了千百分之一。我感到我的論文有許多地方需要深化,但我無心去做此事——說到底,我的論文算什么?作品本身將流傳下去,不同年代的不同人將有不同的評論,而每一個時代的評論都有它的道理……

不久,我調到一家雜志社工作,適逢其會,竟有機會與汪曾祺見面了。

那是1984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來到一處不知能否稱之為北京郊區的地方(蒲黃榆),那兒有幾幢高樓,他住在其中一幢的十二層。和我一同走出電梯的是位抱孩子的年輕女子,我向她打聽,她答:跟我來。門開了,年輕女子說:“爸,有人找您。”于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握住我的手,不問一詞,將我拉入門廳,走向一室。那手是溫熱有力的。我笑著說:

“汪老師,您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山東來的,汪家明。”

“哦,你好,你好!”他不曾絲毫猶豫,回身更緊地握著我的手,同時說,“當代作家評論前幾天剛來人,談到你的論文……”

房間很小,一床、一桌、一椅、一櫥,再加兩只沙發,已經滿了。書桌和床上有幾張墨跡未干的寫意花鳥,都是寥寥數筆,全無背景——他正在作畫。我看他。奇怪的是,現在怎么也記不確他當時的衣著如何,連談話內容也大多忘卻了。只記得他比照片上要顯老些,但更柔和,更慈祥,是地道的南方好老頭兒。他的小孫女一會兒跑來撲他膝上喊爺爺,他抱起孩子跟她說話。一句話還沒說完,女孩兒又掙著下地跑開了。我只是記得我當時的心情,快樂而又惶惑:我原只想見見他,并未打算與他長談。這無目的地占用他的時間,使我不安。終于,年輕女子喊他吃飯了,于是我告辭。他送我,剛走幾步,小孫女帶了哭腔跌跌撞撞跑過來:爺爺爺爺……他躬身抱起她,說,爺爺不走,爺爺不走……目送我上電梯。外面天已微黑,晚秋的風十分濃稠,曬了一天的路邊落葉散出一股略苦的香味。不知為什么,這傍晚,這風,這味道,以及汪曾祺抱著小孫女的形象,都交匯著,形成難忘的記憶。我的心特別地柔和,特別寧靜。

能記得的談話是這些:當我問及他的創作時,他說,打算寫一個有關漢武帝的小說,每天讀《漢書》。正在寫司馬遷,很困難。難就難在難以深入到那時人的精神里去,兩千年前的人怎樣對話,怎樣動作,怎樣想問題,都要寫得恰到好處。不一定那時就是這樣,但要讓人覺得就是這樣。

我問:您曾對有人評論您的小說人物的民族性格感到滿意?

答:不是滿意,是對從這個角度評論感興趣。

臨走時我問他,有什么長遠打算?他說:沒什么打算。但總還要寫一點。我的作品不會成什么大氣候。現在強調文學與時代同步,我同步不了。而且,總的來說,我寫得很少……

出門后我想,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很少,但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篇篇珠玉,絕無魚目。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憑那一本薄薄小書(當時只有那本 《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出版),在文學界贏得普遍的尊敬。況且,少,也有時代原因……他的大器,只能晚成。

此后與汪曾祺就算認識了,但交往不多。最后一次見他是1993年5月17日——之所以記這么清楚,是山東畫報出版社終于獲準成立,我進京接受培訓,順便去看他,向他約稿。那天天氣有些陰沉,屋里昏暗。見我來,兩位西藏的年輕訪者(一男一女)起身道別離去。我們坐在小桌前喝茶說話,我注意到墻上掛的高爾基像鏡框上有些灰塵,似乎許久沒擦拭了。他告訴我,有關漢武帝的長篇早已停筆——斷斷續續,前后構思寫作好幾年,有次居民樓停電,點蠟燭,不慎碰倒,燒了部分草稿,終于決定放棄。我感到他有些疲憊,很快告辭,路上想,找他的人太多了,而他是個好老頭兒,不會拒絕……

轉眼很多年過去,汪曾祺離世也已二十多年。我忙碌公事家事,不遑它問。近日得到一套人民文學新版《汪曾祺全集》,打開之時,還真有些激動——曾祺先生,又見到您了!布面精裝,皇皇十二卷,四百萬字;每卷附有很多作者照片;第一卷前襯頁有一枚藏書票,票面是曾祺先生的書法:萬古虛空,一朝風月。很自然地,我想起老頭兒當年對自己作品的評價,顯然“缺乏遠見”;而大學生的大話倒有點“先見之明”。不過已無法與他喝茶笑談這樁“公案”了。

201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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